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开端

摘要：19世纪50到60年代清王朝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内外危机：1851年在国内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席卷了17个省份，且多是中国南方较为富庶的地区，持续了14年之久。1856年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咸丰皇帝不得不出逃避暑山庄。难以置信的是，被认为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在残酷的内忧外患中最终幸存了下来，对外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暂时换取了和平，对内当局在攻陷天京后很快稳定了南方的局势，避免了国家的分裂，同时在较短的时间内重新恢复了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尤其是苏州、南京、上海等受到战火摧残的区域很快就重新成为了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清政府在当时最强大的两个列强国家的联合入侵以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仍然维持了王朝的统治权威以及对绝大多数国土的有效控制。这样的成就来自于清王朝在危机中进行的包括财税改革、官僚机构改革等一系列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尝试。这一进程始于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时有波折，但帮助中国避免了完全沦为殖民地，也避免了分裂，帮助中国在日后的抗战中能够构建有效的防御并取得胜利，最终让中国在1949年终于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探究19世纪中叶清政府启动的建设财政-军事国家的进程对于理解中国社会近代变迁以及国家能力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太平天国运动 现代国家 中国近代史

       现代国家的意识并不产生于中国本土，而是来自于中国和西方社会互动的过程。建设现代国家不是中国人的主动选择，而是面对内忧外患，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在末位淘汰的国际社会生存下去而被迫采取的反应。这一悲壮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意志力、极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部分先进的仁人志士在震惊之余开始反思中国和列强间的差距，在林则徐的嘱托下，魏源于1841年开始撰写《海国图志》，并于1852年最终完成。这本书内容丰富，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地的风土、地理、舆情等基本概况，主要以西方科学与军事技术为主，但也涉猎了英美等国的政治制度，例如在《英吉利国广述》中提到“国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又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¹中国人开始看到了现代国家的朦胧的形象，意识到除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外，还存在其他的国家组织方式。而由惠顿所著，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则真正将现代国家的理念和话语带到了中国，在这本书中，中国人开始了解了“主权”、“自然权利”、“国家”等概念，虽然还不能完全掌握这些词语的含义，但清政府的官员们已经将它们运用在了信件和奏折中。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期，中国的官僚们已经开始接受了一些现代国家的理念，虽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强调的是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捍卫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技术应对危机而进行的一系列提升国家能力的尝试，包括财政、军事和官僚体制的改革在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国家的根基和专制的政治制度，将中国带上了建设现代国家的进程。

一． 财政与国家汲取能力的提升

       清政府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军费的筹集，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仅9年时间，仍然遗留大量赔款需要偿还，同时太平天国作战的区域多位于中国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向来是贡献税收和漕粮最多的地方，战争对这些地区的经济破坏造成了当局财政收入的严重损失。面对这种困境，清政府不得不拓宽征收赋税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其向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19世纪中叶以前，传统中国的财政收入依赖于固定的农业税以及对盐铁等特殊商品的垄断，征收方式除折价后用银钱上交的税款外，还有一大部分为实物税，即用大运河将江南的粮食运至京畿，称为漕粮。这使得征收赋税的方式比较单一，尤其是乾隆执政时为了宣扬仁政，宣布永不加赋，使得财政体制日益固化。同时受到“塞防”思想的影响以及出于安抚西部边疆的需求，朝廷以“协饷”的方式将财富在全国范围内做了重新分配。帝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区远离统治中心，民族构成复杂，环境艰苦，这里经济欠发达，但军费开支巨大，只能通过协饷将中原以及江南等富庶地区的税收转移到西、北部。这样的政策有利于维护边疆稳定，并为较贫困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源，然而，这也使得东部地区，尤其是江南，不得不承担巨大的税收压力。《松江府续志》记载，“东南财富之区，繁庶甲于天下，而赋额亦为天下最重。比诸他省，有多至一二十倍者。²”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资本的积累以及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导致朝廷的财政收入长期增长缓慢。这种财政体制的弊端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显现：缺乏对风险的适应能力，无法应对大型的突发事件。乾隆初年国库尚有盈余，但在经历了十次大型征战，宫廷的挥霍浪费以及官员的贪墨后，朝廷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雪上加霜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爆发了白莲教起义，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军费开支、赔款加上白银外流让清朝国库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赤字。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旧有的财政体制已经无法满足平叛的需求，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失打击了农业生产秩序，至1953年，政府的税收下降到了起义爆发前的40%。³ 朝廷急需增加新的收入途径并将资源重新回收到东部地区。首先就是丰富税种，旧有税收体系以农业税为主体，受限于农产品生长的时节和气候等自然因素，而且只能在作物收获时征收，缺乏灵活性，不能满足大量临时产生的花销。为了应急，清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出卖荣典和官职，但这种方法是不可持续的，官职泛滥会使其贬值并损害朝廷的威严，同时买官者的水平良莠不齐，责任感和荣誉感堪忧，更容易滋生暴政，威胁帝国本就脆弱的社会稳定。很快，政府就找到了更稳定的税收来源—商业流转税，也称为“厘金”。1854年，户部订立了捐厘之法，开始广设关卡，对多种商品的流通征税。厘金的征收不仅增加了税收，还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最低一级的朝廷命官是县令，其下的地方治理依赖于本地乡绅，朝廷对于老百姓来说是遥远且模糊的。随着厘金局的设立，政府派出的税务官开始渗透进全国的各个角落，百姓可能在街头或市场和他们相遇，朝廷的形象逐渐开始具体化。同时在收税的过程中税务官掌握了地方的经济社会情况，增进了统治者对各地实情的了解。通过选择征税商品的种类和范围，政府增强了介入市场，调控经济的力度。除厘金外，清政府也意识到了关税的重要性，并设立了专业的海关机构，尽管这时中国的海关并不独立自主，税率受到列强的控制并且长期置于外国人的管理之下，但仍然为帝国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征收商业流转税和海关的建立改善了清王朝的财政状况，满足了平定太平天国的军费需求，并且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到1911年清帝退位时政府的实际收入较1850年增长了三倍， ⁴其中，商业税占了69%，杂捐另占15%，农业税仅占16% 。⁵仅从这一指标看，清政府有效地建立起了以商业为基础的现代财政体系，增进了国家财富，为兴建新式学堂、训练新军、开创民族工业等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举措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物质资源。

二． 军事改革与战略能力的提升

       战争是人间悲剧，但往往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动力，生存的压力会激发政府和官僚的活力，使他们比其他时候都更能接受新的思想和技术，更愿意推动变革。为了平定太平天国，清政府不仅接受了西方的军事技术，更习得了西方先进的作战理念和军队组织方式，这些军事改革虽然没能让中国打败入侵者，取得民族独立，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影响深远。首先增强了中国在远东的战略能力，避免了被瓜分的命运，其次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暴力分布，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之后军阀割据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清朝的武装力量在中央由八旗兵和绿营组成，承担大型的军事活动，保护疆土；在地方则由以团练为主的地方武装集团维护治安，清剿匪盗。清朝的军事装备仍然以冷兵器为主，虽然也配备了火铳、鸟枪、红夷大炮等，但这些武器相比欧洲的来复枪等十分笨重，并且性能远不如后者。在士兵来源方面，清政府沿袭了前朝的做法，专门设立了“军户”，使正规军中的士兵成为了世袭的职业。这种做法虽然可以起到稳定兵源的作用，但和志愿军相比，带有强制性性质的世袭军人的质量与士气都不能保障。各省巡抚和都督都拥有统领军队的权力，但清朝统治者吸取了三藩之乱的教训，为避免士兵对他们的长官形成私人的忠诚感，这些督抚的任期都较短暂，没有充足的时间整饬军务。同时为了防范地方割据，清朝统治者刻意疏远正规军和社会的联系，各地八旗和绿营的士兵经常被更换驻地，使他们很难和一个地区保持紧密的联系，但也令他们不能深入了解驻防区域的地理、风俗、民情等关键情报，使战斗力大打折扣。尽管这些军队在面临边疆地区的区域冲突时显得游刃有余，但自白莲教起义开始就显示出他们没有对大规模的集群作战做好战略准备，以至于1813年竟然有部分天理教徒攻入了紫禁城。

       太平天国运动过爆发时，帝国军队的虚弱进一步暴露了出来，起义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及正规军，但仍然席卷了17个省份，并占领了苏州、南京这样的江南重镇。面对这样的局面，一场全面的军事改革势在必行，然而这些改革并不是由朝廷发起并领导的，而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军事变革。改革的起点不是由八旗和绿营组成的正规军，而是团练这样的地方武装。通过将若干团练合并为拥有统一指挥体系的整体，李鸿章组建起了淮军。这支部队最大的特征就是利用私人关系加强了指挥系统，整支军队几乎只接受李鸿章一人的号令，军官依据亲疏远近任用下属，依靠幕僚、宗族、干亲等传统社会纽带保障军队的服从性。⁶ 正如其名，这支部队的成员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乡的身份增进了他们的袍泽之谊，对于一支进入战场的军队来说，能够在恐惧中激发他们勇气的不是忠诚、荣誉等精神理念，而是对战友的责任感，紧密的私人关系让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拥有比八旗更高涨的士气。李鸿章对湘军的装备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革，他要求下属的士兵必须拥有统一的着装和武器，同时逐步淘汰陈旧的器械，尤其是控制上海后，他积极利用这里的贸易公司获得欧洲武器，这一时期，中国军队开始装备包括来复枪、空心炮弹等近代战争武器。在军队组织和训练上，他也接受了欧洲的方法，聘请了西方的军事顾问向其部队传授新式武器的用法以及阵法，同时李鸿章还非常重视和常胜军的合作，他将这支华洋混编的联合部队视为淮军的样板。这些改革让李鸿章逐步获得了对起义军的压倒性优势，帮助清廷在1865年彻底取得了内战的胜利，重获了对全国的控制。

       湘军、淮军以及接替他们的北洋新军让中国在远东地区拥有了更多战略能力，对内平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商业贸易,也减少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减少了列强侵略的借口。同时列强也忌惮实力日增的中国军队而不敢轻易发难。最佳的案例就是由于北洋新军严密的驻防，德国人一直无法将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胶澳地区之外。除了军事胜利外，晚清的军事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中兴名臣实际控制了全国最精锐的军队，这让他们获得了几乎不可动摇的政治地位，由此开始了洋务派官员对朝政的掌控。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兴建了矿山、机械厂、军工厂以满足军队的需求，这些军事工业也成为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起点，开始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并且令工商业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平定太平天国的主力是地方武装这一事实扩大了地方精英的影响力，围绕着战后重建等公共事业产生了地方利益集团。尤其是保甲权旁落到地方绅士之手，使得地方秩序的基础建立在了“绅董”手中，⁷ 产生了“绅权”的概念，并且在清朝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得到了朝廷的承认，并成为了中国地方自治思想的来源。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太平天国被平定后，朝廷对于团练这样的地方武装是抱有很大戒心的，李鸿章本人曾经就表达过对乡村士绅军事化的担忧。因此19世纪60年代后，“绅权”的实现大多是通过政治参与而不是武力斗争，随着新式军队的产生，团练作为非正规军的地位也逐渐降低。新军是先进技术和思想的集中地，很多军官在西方的军校完成教育，除了军事知识外，还受到那里种种社会思潮的熏陶，令他们成为了全国政治思想最活跃的部分。最终也是这些具备新思想的新军敲响了清朝的丧钟，将封建制度埋葬进了历史的尘埃，在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三． 官僚制度革新与现代治理模式的探索

       财政和军事改革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资源，但仍然需要现代化的官僚队伍来整合、管理和调动这些资源。在欧洲国家，有三大行政机构会伴随战争产生，并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分别是外事部门、警察部门和海关。在传统中国虽然也有执行类似机构的衙门，但往往职权不清，阻碍了专业化和理性化的行政,还成为了贪腐的温床。

       晚清官僚机构的改革始于海关的设立，为了扩展税源，清朝在财政改革中加入了厘金和海关，征收厘金的官员缺乏必要的财政知识并且有较大的概率腐败，而海关则因为受英国人赫德领导，实行的是英国式的专业工作方法，包括使用特殊的符号记账等。很快清朝的统治者就发现海关拥有非常高的行政效率，收入随之提高，到清末，海关已经成为了兴办洋务最主要的财富来源，户部的地位大大降低。由此，朝廷意识到了韦伯式的理性专业的官僚机构将会提升政府的行政能力，并且效仿海关，设立了专门负责征收厘金的厘金局，并不断扩大其规模。在外事方面，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政府早期的外事较为单一，局限在同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交往，在中央由礼部下辖的理藩院处理，地方封疆大吏也往往可以处理此类事务。伴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中国被迫卷进了国际事务，对外交往的重点转向了西方列强，传统的以礼仪为中心的理藩院无法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同时，列强的外交官也不满于和地方官员的交涉，要求直接和中央政府对话并常驻北京，面对这样的局势，咸丰皇帝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总理衙门专门处理外交事务，并且效仿西方国家，将总理衙门规定为政府机构之首。警察部门在中国的设立比较晚，清朝沿袭了前朝的保甲制度，将维护治安寄托于百姓的互相监督，然而在天平天国运动后，人口的流散导致户籍制度崩坏，同时因为保长的地位卑下且常常受到县官的刁难导致难以找到合适的保长人选，保甲制度濒临崩溃，当局不得不在依赖地方的团练和驻军“以军代警”，维护治安。除了保障社会安全的目的外，中国警察制度的设立一开始就具有捍卫主权的意义。长期以来，列强以中国治安混乱且政府无力保护在华外国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为由干涉中国内政，《辛丑条约》签订后更是无理要求中国不得在战略重镇驻军。一支专业且训练有素的警察队伍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外国干涉的理由，捍卫主权至关重要。1902年，为了收回列强控制的天津，袁世凯自北洋新军中抽调人手加以专业训练，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巡警队伍。至此，兼具海关、外事部门和警察的清王朝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国家的官僚机构。

       在传统中国，基层治理往往依赖于地方社会对政府的配合，尽管中国有着庞大的官僚对于，但相对于广袤的疆域和巨大的人口还是有些捉襟见肘。县令作为最低级别的政府官员统治着巨大的区域，在行驶法律、财政等权利时往往依赖地方乡绅充当中间人。例如商业会馆发挥着收税并维持商业秩序的功能，而保长则承担着维护治安的责任。清朝县官多俸禄微薄，其下属的差役因为没有进入朝廷正式的“编制”而收入缺乏保障，这样的生活状况令他们不得不利用职权贪墨，或向百姓敲诈勒索，横行乡里。此时地方士绅对他们的行为造成了约束，地方精英人士因为其社会地位较高而不会被官府欺压，同时诸如兴办教育、修缮堤坝、疏通河道、为寺庙提供支持等公共事务都需要本地精英阶层的慷慨解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承担了公共服务的职能。这样松散的地方治理在太平天国的冲击下不堪一击，中央政府开始将游离在正统行政体系之外的士绅纳入到行政体制中，赋予了他们半官方的身份，实际是在数量上进行了一次行政扩张，增强了基层治理能力。相比传统中国政府和社会较为疏远的关系，清朝行政改革后政府具备了直接控制社会的能力，不再依赖中间人或代理人，一个渗透进社会，无所不在且职能广泛的现代国家形式在中国出现了。

四． 结语

       太平天国运动暴露了传统中国的治理方式已经无法在19世纪维系下去，整个世界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将政治和行政区分开来，将前者定义为主权者意志的表达，而后者则是主权者意志的实践。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逻辑是政治愈加民主而行政则愈加集中。⁸ 封建帝制下的中国恰恰是政治集中而行政分散，皇帝在位于北京的紫禁城中把握朝政，主宰国家的各项事务，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却收到基层官吏的牵制。政府部门间缺乏分工，在治理中依赖大量的惯例和习俗。然而清政府也并没有坐以待毙，一开始统治者希望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捍卫传统的治理体系，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如果不主动对政府体制进行改革那么再先进的技术都无法改变其命运。传统的观点认为清政府是腐败无能的，然而在回顾了其面对危机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后，我们会发现清王朝虽然腐败，但并不无能，朝廷的统治者足够包容和灵活为了生存对其治理方式进行了全新的尝试，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政治家进行这样全面的革新以至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样貌。这些财政、军事和官僚体制的改革往往由地方官员发动，获得朝廷的许可，朝廷之所以支持既是被局势所逼迫，也是因为对士大夫的忠诚抱有信心。19世纪中期，随着塞防和海防的争论落下帷幕，清朝开始放弃以协饷的方式将资源由东部向西部转移，显示了国家的战略重点由西部边疆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地区。这种将资源集中到核心区域的做法使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拥有较为殷实的物质基础。然而这也弱化了朝廷对边疆的控制，滋长了蒙古、西藏等地的分离倾向。现代国家的发展一定是有战略重点的，这样的转变也显示清朝统治者的观点多少有些偏离帝国的思维，开始具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

       太平天国的压力带来的改革成就斐然，财政体系的完善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装备了新式装备的军队提升了中国的战略能力、官僚机构改革诞生了中国专业化、理性化行政团队的雏形。到19世纪末，晚清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国家的能力，在国内治理中，随着正式在制度中承认士绅的政治地位，封建专制出现了松动。在改革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现代思潮，主权、民主、共和这样的现代政治理念来到了中国，这些知识分子也在呼吁社会变革，改变了许多陈旧的社会观念，例如王涛、郑观应等人力主通过商战和列强争利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李鸿章等朝廷重臣亲力亲为发展近代工业，张謇更是开了状元兴办实业的先河，这些人的引领作用极大地冲击了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减轻了思想的包袱。中国也越来越有能力和战略参与国际事务，尽管列强仍然占据了大量领土，并在司法和关税等方面享受特权，但中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对绝大多数领土的控制，避免了国家分裂，使中国成为亚洲仅存的三个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之一。

       清朝的作为让中国走上了不可逆转的向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即使在民国建立后这些改革措施也大多继续保存了下来，并不断深化，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

1. 《海国图志》，魏源 著，李巨澜 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

2. 《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美）斯蒂芬·哈尔西 著，赵莹 译，北京：中信集团出版社，2018 ↩

3. 《中国赋税史》，孙翊刚 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

4.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 著，史建云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

5. 《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美）斯蒂芬·哈尔西 著，赵莹 译，北京：中信集团出版社，2018 ↩

6.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美）孔飞力 著，谢亮生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7.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美）孔飞力 著，谢亮生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8. 《政治与行政》（美）弗兰克·古德诺 著，王元 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