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da fert nec regitur.” —— 俾斯麦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意思是：你可以乘风破浪，但不能兴风作浪。

“与法国我们永远不会有和平，与俄罗斯永远不会有战争的必要，除非自由主义的愚蠢或王朝的错误篡改了局势。” —— 《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

“如果国际道德有所下降，其根源在于拿破仑及其同伙，而不是俾斯麦。他只是应用了 a corsaire, corsaire et demi（对付海盗，要比海盗更海盗）的格言。” —— AJP 泰勒

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使用了最新的工业技术，如线膛枪，电报；并开创了现代的战地护理。其实“克里米亚战争”这一称呼无法反映这场战争的规模和影响范围，或许俄国人称呼的“东方战争”更为贴切。对国际关系而言，克里米亚战争更是革命性的，它将由保守意识形态凝聚的欧洲秩序，转变为受现实政治和民族主义所支配的动荡舞台。维也纳体系，或曰梅特涅体系实际终结于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深刻也影响了奥托·冯·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 等现实主义政治家的战略思想。正是基于对战后国际体系脆弱性的敏锐洞察，俾斯麦得以在随后的几十年，以大陆联盟体系颠覆并重塑了欧洲大陆的权力结构。

一． 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俾斯麦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的十年（约1843年至1853年），是俾斯麦开始掌舵德国政治前的最后一段蛰伏期。十年间，他从一个充满挫败感、在乡村虚度光阴的“疯狂容克”，蜕变为普鲁士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1840年代初，俾斯麦因厌恶普鲁士官僚体制如同管弦乐队般的刻板束缚而辞去公职，退居波美拉尼亚的乡村庄园。 这期间的俾斯麦深受空虚和无聊的折磨，在重逢童年好友莫里茨·冯·布兰肯堡 (Moritz von Blanckenburg) 和他的未婚妻玛丽·冯·塔登 (Marie von Thadden-Trieglaff) 后，其精神世界才迎来了转机。他经常和朋友们谈论宗教问题，并开始接触玛丽信仰的的虔敬派 (Pietismus)。虔敬派信徒，也就是现代所说的“重生基督徒”。他们认为信仰必须是个人的、情感的且能改变生活的，即真正的基督徒必须经历一次彻底的心灵变革。虔敬派是路德宗内部的一场平信徒运动，强调直接阅读圣经，并组建被称为“小聚会” (Konventikel) 的非正式团体，这种形式弱化了教会官僚的权威，却强化了信徒内部的凝聚力。政治上，19世纪的虔敬派在普鲁士表现为极端的保守主义。他们坚信君权神授，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化浪潮，主张一种家长式的、充满宗教道德感的社会管理模式。亲近虔敬派还有一个世俗的好处，玛丽的父亲是格拉赫兄弟 (Brüder Gerlach) 的密友，这个虔敬派网络在普鲁士宫廷、军队，和官僚机构的高层都非常有影响力。

需要强调的是，俾斯麦绝不是为了迎合达官贵人们的喜好才接近虔敬派，他仍然和官僚体制格格不入。1844年5月，俾斯麦申请到了一个萨克森省政府的职位，和以前一样，他发现那里的人和职责肤浅且令人不满，于是只坚持工作了六个星期。 此后俾斯麦的生活陷入动荡，回到农庄的他迎面遭遇了1845年大规模毁灭欧洲农业的真菌枯萎病大流行。四月，在给妹妹的信中，俾斯麦这样描述自己的境遇：“夜霜、病牛、坏油菜籽和烂路、死羊羔、饿羊、缺草、缺饲料、缺钱、缺土豆、缺粪便……我必须——让魔鬼把我带走——”。 更加不幸的是，1846年11月俾斯麦的好友兼宗教引路人玛丽因流感离世，他称这是“一次毁灭性的经历”，进行了十六年间的第一次祈祷，正式成为了一名虔敬派教徒。 俾斯麦开始每天阅读《圣经》并祈祷，但很少去教堂。他被虔敬主义吸引的部分原因是相信人有能力在没有牧师的引导下接触上帝。俾斯麦对人类愤世嫉俗的看法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加深，认为上帝是他行为的评判者，而不是煽动者。宗教增强了他对良知和征服他人意志的信心。他开始将自己视为“上帝的士兵”并倾听“上帝的脚步声”， 这使他在追求权力时免除了自私感。

俾斯麦的命运在1847迎来转折，这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推动的。时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IV) 急需资金来修建连接柏林和柯尼斯堡的东部铁路，但根据1820年的法令，普鲁士政府在没有代议机构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举外债。 为了筹钱，国王不得不打破绝对君主制的传统，召集了普鲁士联合邦议会 (Vereinigte Landtag)。32岁的俾斯麦最初只是马格德堡选区的一名替补议员。五月，因正选议员冯·布劳希奇 (Heinrich von Brauchitsch) 病退，他成为了正式代表。俾斯麦终于在普鲁士政治中找到了诚心如意，可以施展抱负的位置。日后他回忆：“如果没有偶然成为联合邦议会的议员，没人会听说在乡村隐居的我”。 初入政坛的俾斯麦反对任何削弱容克贵族的政策，无论是国王还是自由派提出的。1847年七月，俾斯麦和来自波美拉尼亚的贵族之女约翰娜·冯·普特卡默 (Johanna von Puttkamer) 成婚，他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归宿与宁静。 人生出现起色的俾斯麦迅速抓住了1848年革命带来的机遇，这是他性格中可敬的一点，当绝大多数容克，包括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都陷入恐慌、逃避或绝望的时候，俾斯麦展现出了惊人的好斗和行动力。

对普鲁士王室而言，最危险的莫过于1848年3月底遭遇的屈辱和权力真空。3月18日，柏林爆发大规模巷战。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恐慌中发布了《致我亲爱的柏林人》(An meine lieben Berliner) 的告示，试图用撤军来换取民众拆除街垒。然而，由于沟通失误与指挥混乱，普里特维茨将军 (Karl von Prittwitz) 于19日中午将所有军队撤出柏林，留下王宫成为了几乎不设防的孤岛。国王、王后以及宫廷随从完全暴露在武装民众面前，“感觉断头台就在眼前”。 19日下午，愤怒的民众将起义中战死者的遗体抬到了王宫的庭院中，人群对着阳台咆哮：“国王必须出来”！恐惧万分的国王和王后被迫出现在阳台。人群又齐声高呼：“脱帽”！在震耳欲聋的威逼下，一直坚信君权神授的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摘下帽子，向那些反叛他的“暴民”的遗体鞠躬致敬。于此同时，国王的弟弟、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威廉亲王（Prinz Wilhelm von Preußen，即后来的德皇威廉一世）不得不乔装打扮成平民，躲在邮车里才惊险逃出柏林，流亡英国。21日，腓特烈·威廉四世又被迫进行了一场政治游街。为了平息众怒，他在几乎没有护卫的情况下，骑马穿过柏林街道，戴上了象征革命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黑-红-金三色臂章，并发表声明称“普鲁士从此并入德国”。 在保守派将军们看来，这简直是“疯人院”里才会发生的场景，普鲁士的独立性和尊严被踩在了脚下。

远在舍恩豪森 (Schönhausen) 家乡的俾斯麦大约在3月20日得知了柏林发生的危机，他迅速说服村民升起黑十字旗表达对王室的拥护。 一天后，俾斯麦前往波茨坦，见到了被国王命令不准战斗的普里特维茨将军。他告诉俾斯麦送食物来，而不是军队。 23日，俾斯麦被介绍给了奥古斯塔（Augusta von Sachsen-Weimar-Eisenach，威廉亲王的夫人，日后的皇后，此时滞留在波茨坦）。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他支持亲王以军事行动夺回柏林以解救国王。但奥古斯塔日后声称俾斯麦否认国王的做为，并质疑他的权威和心智健全，甚至说服她（奥古斯塔）以丈夫和儿子的名义夺取王位。 俾斯麦随后回到波茨坦，与普里特维茨等人讨论了行动。当有人问“我们能做什么”？坐在钢琴旁的俾斯麦开始弹奏步兵冲锋进行曲。俾斯麦告诉他们“国家会感谢你们，最终国王也会。”将军们让他去和其他人谈谈，看看如果不顾国王的指示采取行动，是否会得到普遍支持。 他与一些人交谈后，回到了家乡，并于25日带着本地农民组成的民兵团再次前往波茨坦。似乎俾斯麦已经做好了武力勤王的准备。然而腓特烈·威廉四世在当天出人意料地抵达波茨坦，阻止了所有筹备中的军事行动，国王安全地离开柏林并表明自己是自由的这一事实也打消了使用武力的理由。俾斯麦“深感悲痛”地回到了舍恩豪森。

有关俾斯麦在3月20至25日危机期间的行动，各种文献和人物的叙述非常混乱，他也在回忆录中坦诚自己对这段时间的记忆非常模糊。 但各种信息都显示他在危机中不加掩饰地贬损国王甚至撺掇威廉亲王或他的夫人摄政。在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俾斯麦的忠诚对象是普鲁士和君主制，不是国王个人，更不是泛德意志民族主义。这种理念将贯穿他的一生，成为理解他内外政策的重要一环。俾斯麦最喜欢的格言是：“你可以乘风破浪，但不能兴风作浪”。很显然他1848年的行动违背了这一原则，无论是煽动暴力升级还是谋划更换国王，都将引发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将王室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这让他不仅成为了革命者的肉中刺，更成为了其他容克贵族的眼中钉。相比之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危机处理展现了更成熟的政治手段，这是马基雅维利式的狡猾，更是身为君主的体面和从容。他屈尊在姿态上迎合革命民众的诉求，甚至成立新的议会，那是因为他清楚革命只是在几个大城市爆发的野火，而自己政权的根基在于军队和易北河以东的乡村地主，他从未放弃对这两者的掌控。普里特维茨，这个失误将整个宫廷置于险境的将军不仅没有被问责，还在一年后被任命为普鲁士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出于政治考量的宽宥成功换取了王权与军官团的紧密结盟。事实证明，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一系列举措不仅没有削弱普鲁士的权威，反而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将自由派资产阶级纳入国家机器，为工业化，现代官僚体制和庞大军队的普鲁士三位一体奠定了基础。相比俾斯麦批评他优柔寡断，老毛奇对国王的评价更为中肯：“他是一位重要的君主，是在形势的逼迫下采取行动的。当时的普鲁士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冒险采取其他政策，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俾斯麦为他的鲁莽和极端付出了代价：1848年4月为了响应革命诉求，国王解散了联合邦议会，转而成立国民议会 (Preußische Nationalversammlung)。这是普鲁士的第一次普选，而俾斯麦甚至没有获得候选人的提名。当然他并不是一无所获，国王和近臣们对这位“斗牛犬般”好斗且忠诚的贵族印象深刻，他也和军官团的成员们建立了联系。痛定思痛的俾斯麦再度展现出惊人的行动力和适应能力，在体制外组织了强势的保守运动。他意识到封建忠诚和宫廷阴谋已经过时，保守派必须学习现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包括组织政党、利用新闻界引导舆论等。1848年夏天，他协助创立了《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即《十字报》），成为保守派的喉舌。他参与组建了诸如“保护土地财产利益协会 (Verein zur Wahrung der Interessen des Grundbesitzes)”和“国王与祖国协会 (Verein für König und Vaterland)”等保守派压力集团。俾斯麦还组织容克贵族进行政治自卫，他们于1848年8月在柏林举行“容克议会 (Junkerparlament)”，意在和国民议会分庭抗礼。此后俾斯麦在柏林、波茨坦和勃兰登堡之间充当联络人和后勤支持者。更重要的是，俾斯麦帮保守派找到了新的理论体系：他渲染自由派是少数自私的、脱离群众的大城市煽动者，把国王和容克包装成真正保护底层手工业者和农民利益的靠山。 在革命中，俾斯麦惊讶地发现，农民、手工业者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并不感冒，他们更关心实际的生计，并在传统上习惯依附君主。这启发他，保守派可以通过向下层阶级提供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联合他们打击中产阶级自由派，通过群众运动来加强专制权力。

通过公开演讲、新闻和政治组织，俾斯麦夺取了革命的火炮并将其转向革命本身，向普鲁士高层证明了这个好战的乡下容克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政治操作能力。尤其在1850年因遭受“奥尔米茨之辱”，几乎所有普鲁士的爱国者都义愤填膺，要求和奥地利开战，俾斯麦却出人意料地冷静辩称，普鲁士不应该为了一点面子和所谓“德意志荣誉”去打一场准备不足、且违反普鲁士自身利益的仗。他认为：“一个大国的唯一健全基础是国家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 这番审慎的言论再度引发国王的侧目，他意识到俾斯麦虽然逻辑缜密、言辞犀利，但没有任何行政经验，于是打算任命他为马格德堡行政区主席接受历练。国王的亲信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将军 (Leopold von Gerlach) 阻止了这一任命。格拉赫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的普鲁士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中被奥地利压制得抬不起头，温和的职业外交官根本不是奥地利人的对手。他向国王建议：马格德堡不需要一个天才，但法兰克福需要一头能够撕咬奥地利人的“斗牛犬”。 于是1851年5月，俾斯麦得到了人生中最意外也最关键的任命——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大使。他在八年任期中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的淬炼，最终形成了基于现实政治的战略思想。

二．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担任普鲁士驻邦联使节的俾斯麦

俾斯麦最初是带着对奥地利传统领导地位的尊重来到法兰克福的，他本希望普奥两国能作为德意志的“双头鹰”共同压制自由主义。但他很快发现，奥地利根本不想和普鲁士平起平坐，而是试图将普鲁士降级为一个听命于维也纳的附庸。一个偶然的机会，俾斯麦看到了施瓦岑贝格亲王在1850年12月7日撰写的关于奥尔米茨的备忘录。这份电报让他洞察到了奥地利对普鲁士“先贬损后摧毁（avilir puis démolir）”的策略，俾斯麦说这“驱散了我年轻时的幻想”。 他得出一个冷酷的结论：奥地利永远会将维持其在德意志和欧洲的霸权置于任何保守主义原则之上。“德意志的生存空间太小，容不下我们两个（普鲁士和奥地利）。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得不与奥地利兵戎相见”。 俾斯麦和他的奥地利同事图恩伯爵（Count von Thun）的互相敌视恶化了这一观点。俾斯麦描述图恩：“他混合了粗糙的直率、贵族的漫不经心和斯拉夫农民的狡猾。由于对业务的无知，他似乎依赖他的工作人员和随从。虚伪是他在与我们关系中最显著的特征”。 图恩也毫不客气地评价俾斯麦：“他以前从未在外交部门任职，甚至没有担任过公职，他对事务没有适当的了解，纯粹根据以前的议会经验来争论所有问题”。 按法兰克福的惯例，开会时只有作为主席的奥地利大使有吸烟的特权。在一次会议上，图恩伯爵自顾自地点燃了雪茄。俾斯麦见状，也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走到图恩面前说：“您能借个火吗”？后者带着惊愕把火递给了俾斯麦，他心安理得地抽了起来。这一举动让在场的其他邦国代表目瞪口呆，差点引发两人的决斗。

截至1853年，俾斯麦在法兰克福一直致力于争取和奥地利的平等地位，坚决否决所有试图扩大邦联权力，限制普鲁士的提案。除了议会攻防，他还继续发挥左右舆论的能力，动用秘密资金收买当地的报纸编辑，甚至亲自撰写匿名文章，攻击奥地利的政策。他还有效利用关税同盟分化中小邦国和奥地利的关系。传统上较小的邦国倾向支持奥地利，因为他们对普鲁士的恐惧远超对奥地利的恐惧。尤其南部邦国面临两难境地：在政治上，他们希望与奥地利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对抗普鲁士，但在经济上，脱离关税同盟将是一场灾难。俾斯麦再度展示出了灵活的、基于现实的政治手腕。他意识到在这些小邦中，自己的老对手——资产阶级自由派是可以团结的对象，他们的利益和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捆绑在一起。反而是这些邦国里的保守派因为亲近奥地利，成为了俾斯麦在这一时期的打击对象。黎塞留曾利用路德宗的新教徒对抗哈布斯堡王朝，俾斯麦采取了类似的行动。1851年9月，汉诺威和黑森加入关税同盟，俾斯麦明确表示支持他们的内阁，无论其政治色彩如何。

1853年5月，俄国声称有权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遭到奥斯曼的抵制，俄军遂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并于7月进入奥斯曼领土，近东的危机正式爆发。俾斯麦在第一时间建议首相曼托菲尔 (Otto Theodor von Manteuffel) 不要急于就东方局势作出任何承诺，尤其不能在没有明确的交换条件下与奥地利站在一起。十月，苏丹在英国和法国的鼓励下向俄国宣战。俾斯麦并不关注土耳其的命运，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避免普鲁士被无偿卷入冲突，同时观察战争如何影响俄法、俄奥关系，以在必要时给予奥地利关键一击。他向首相建议普鲁士应与其他德意志邦国和比利时联合实行“武装中立”，除非能从中得到好处，否则不应为纯粹的荣耀参战。十二月，俾斯麦再次重申普奥冲突的必然性：“从长远来看，我们不能共存。我们呼吸着彼此嘴里的空气。一方必须让步，或者必须‘被让步’。在那之前，我们只能是敌人”。

随着战争在1854年升级，柏林的宫廷陷入了短暂的混乱。以格拉赫兄弟为领袖的极端保守派是亲俄的，威廉亲王领导的周报派则是亲西方的。国王本人反复无常，中立的愿望、对孤立的恐惧以及希望维持与奥地利的团结共同驱使着他的思绪。沙皇尼古拉一世谈到腓特烈·威廉四世时说：“我亲爱的姐夫作为俄国人上床睡觉，醒来却成了英国人”。 3月7日国王终结了所有争论，他发表声明，表示正在爆发的战争对冲突双方而言都是不公正的，宣称自己不会让普鲁士被迫卷入一场不公正的战争，普鲁士应该保持坚定的中立。” 然而一个月后的4月20日，普鲁士续签了与奥地利的《攻守同盟条约》 (Schutz- und Trutzbündnis 1854)。这一举动在直觉上非常令人困惑，普鲁士承诺动员军队准备对俄作战，似乎完全违背了之前的中立宣言。为了理解，我们需要回到《攻守同盟条约》的文本。条约为普鲁士创设了两大义务：保证奥地利的德意志和非德意志领土完整，任何对一方领土的攻击将被视为对另一方的攻击；以及如果俄罗斯拒绝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并继续向巴尔干推进，普鲁士必须支持奥地利，因此将动员10万至20万人准备介入。作为先决条件，奥地利不得与任何非德意志大国缔结同盟或单独达成协议。这一先决条件有力避免了奥地利加入英法同盟，从而将普鲁士拖入反俄阵营的风险。另一方面，1854年年中战场的局势是英法联合舰队已经取得黑海的制海权，准备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已被拉伸至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无力在多瑙河向奥地利发动新的攻势。也就是说触发普鲁士参战的前提几乎不会发生。总结起来，腓特烈·威廉四世的逻辑是通过承担看似高昂，实际上条件严苛的军事义务，来成功阻止奥地利与英法结盟，从而将其强行锚定在中立阵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持续和尼古拉一世进行秘密通讯，向其保证自己无意进行全面战争，并劝说沙皇主动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进一步打消奥地利的担忧。

俾斯麦坚决反对“四月同盟”，尽管这塑造了他梦寐以求的战略环境：普鲁士没有被卷入战争，同时奥地利陷入了外交孤立。由此可以看出俾斯麦并不以结果的成败判断一项政策，他会完整考察其前因后果、战略算计和逻辑，同时对已发生的事和可能发生的事进行比较。俾斯麦首先对“四月同盟”成功的基础提出质疑。如前所述，这有赖于对俄罗斯处于弱势，无力开衅的判断。俾斯麦抨击俄罗斯不敢在多瑙河动武是小概率事件，不是不可能事件，这种将国家命运寄托在假设敌人不敢行动上的战略是极其愚蠢和被动的。 他进一步指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普鲁士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无论是多瑙河的航行自由、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还是俄罗斯对东正教徒的保护权，都与普鲁士的核心国家利益——在北德意志的扩张与安全毫无关联。 更糟糕的是，俾斯麦向柏林详尽论证，正如奥地利如果参战将不得不为西方列强承担陆地战争的主要压力，如果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普鲁士将不可避免地为了奥地利的利益而承担战争的重担。由于俄罗斯与英法在地理上相距甚远，难以直接进行大规模的决定性陆战，如果普鲁士参战，俄罗斯庞大的陆军将不可避免地越过漫长而缺乏天然屏障的东部边界，倾泻在普鲁士的领土上。 他在写给兄长的信中形象地指出：“在对抗俄国人的第一声枪响时，我们将变成西方列强的替罪羊，他们向我们发号施令，而我们则承担战争的主要负担，这就像学校里的算术题一样清楚”。

作为替代，俾斯麦提出了一个极具攻击性和战略想象力的讹诈计划。他主张普鲁士不应履行四月的条约，而是将动员的二十万军队部署在上西里西亚，这样他们可以同等容易地越过俄国或奥地利的边界，腓特烈·威廉四世将因此成为整个欧洲局势的主人，能够决定和平，为普鲁士在德意志赢得一个有价值的地位。 俾斯麦向柏林建议，等奥地利将军力投入东方后，普鲁士应向维也纳提出要挟：要求达成建立势力范围以及奥地利尊重普鲁士的否决权的秘密协议。如果奥地利拒绝，普鲁士就直接攻击波希米亚。 这一设想充分展现了俾斯麦的军事威慑理论，即在和平时期大国的影响力完全取决于其在发生冲突时能展示出的暴力潜能。国王拒绝了他的提议，腓特烈·威廉四世认为这种无缘无故攻击保守派盟友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波拿巴主义”行径。 1954年10月俾斯麦甚至私下向俄罗斯武官提议在奥地利还没做好准备时进行夹击，遭到沙皇的拒绝。这加深了他“肆无忌惮的冒险家”的恶名。

俾斯麦发现在柏林如涉泥沼，他抱怨普鲁士的外交政策很糟糕，因为它是被恐惧驱使的。他还抱怨自己似乎失宠了，至少已经变得相当可有可无。日后他感慨“外交中最艰难的就是和自己的宫廷打交道”。 俾斯麦深知，要打破贵族们对奥地利的习惯性顺从，就必须引入一种让奥地利更为恐惧的力量。他极力主张普鲁士不应在外交上排斥与法国或自由主义结盟的可能性。他向曼托菲尔和格拉赫建言，为了让中等邦国和奥地利对普鲁士产生足够的敬畏，普鲁士必须表明自己有能力在被逼急的情况下与法国甚至更激进的自由主义势力联合。 1855年，俾斯麦亲赴巴黎拜会拿破仑三世，在保守的柏林宫廷引发轩然大波。俾斯麦借此向欧洲，特别是向也纳，传递出了现实政治的信号：普鲁士的外交政策不再受制于神圣同盟的意识形态禁忌，只要符合国家利益，他随时准备与保守派眼中的“革命恶魔”握手。当国王问及他对拿破仑三世的印象，俾斯麦刻意淡化了法国的威胁，称路易·波拿巴是一个谨慎和蔼的人，他并不像世界认为的那么聪明，更远非外界想象的那种永远在策划恶作剧的“邪恶天才”， 从而试图缓解柏林对法国的恐惧。

三． 《华丽报告》（Prachtbericht）与俾斯麦战略思想的成型

1856年4月26日，解决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会议正在进行。俾斯麦向首相曼托菲尔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普鲁士在邦联内及对欧洲大国关系的立场备忘录》(Denkschrift über die Stellung Preußens im Bunde und zu den europäischen Großmächten)的秘密报告。因其文笔精妙、逻辑严密且思想深邃，被普鲁士外交官们冠以《华丽报告》之名。这份文件标志着俾斯麦现实政治的外交思想正式成熟。

报告的开篇即对克里米亚战争后欧洲的权力分配进行了客观评估。俾斯麦敏锐地指出，巴黎会议后，欧洲大陆的外交中心已经从维也纳和圣彼得堡转移到了巴黎。尽管拿破仑三世的政权合法性在传统君主国眼中脆弱且具有革命性，但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高超的外交手腕，法国正处于一种令人艳羡的战略地位。 俾斯麦观察到，全欧洲大大小小的内阁都在主动寻求法国的友谊。他要求普鲁士高层打破对拿破仑三世的意识形态偏见。 在正统保守派眼中，拿破仑三世是波拿巴主义的化身、革命的代名词，必须予以孤立和遏制。但俾斯麦在报告中解释，法国已经成为一个理性的权力中心，拿破仑三世是一个务实的地缘政治博弈者，普鲁士必须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是道德洁癖，来重新评估与法国的关系。

基于对法国优势地位的确认，报告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个令普鲁士保守派极度惊恐的预判：法国与俄罗斯的同盟在不久的将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判断构成了俾斯麦此后一生外交战略的核心焦虑，即所谓“联盟的梦魇”。俾斯麦详细论证了这一同盟的内在合理性。首先，从地理位置与政治目标来看，法俄两国在欧洲大陆上相隔遥远，是所有大国中“包含最少对抗元素、几乎没有必然利益冲突”的两个国家。 其次，过去阻碍两国结盟的唯一障碍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及其亲信对“神圣同盟”和反革命原则的个人执念。如今尼古拉一世已经作古，而神圣同盟本身已被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背叛彻底粉碎。因此在俾斯麦看来，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力量能够抑制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相互的自然吸引力。俄国需要法国的默许以修改《巴黎和约》中关于黑海中立化的屈辱条款，而法国则需要俄国的支持以打破1815年条约对法国的束缚。

在推演了法俄亲近的大趋势后，俾斯麦将笔头转向了普鲁士名义上的盟友——奥地利，及其主导的德意志邦联。奥地利前首相施瓦岑贝格曾幻想奥地利能够加入法俄同盟，从而继续主导中欧。俾斯麦无情地指出这纯属痴人说梦。鉴于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对奥地利的刻骨反感，以及法国在意大利扩张影响力的真切需求，奥地利根本不可能被接纳为法俄联盟的第三个成员。那么奥地利能否拉拢英国和普鲁士组建一个反法俄联盟呢？俾斯麦同样予以否定，他分析了潜在盟友的不可靠性。英国的海军虽然强大，但其在欧洲大陆的陆军力量微不足道，如果爆发两线作战，战争的沉重人员伤亡和战略压力将全部落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肩上。更为深刻的是，俾斯麦在报告中彻底瓦解了“德意志第三势力”，即德意志诸小邦国的神话。他警告曼托菲尔，德意志邦联腐朽不堪，其在国内外都已表现出明显的无能。历史经验证明，一旦面临法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那些德意志君主、选帝侯以及主教们会认为，如果紧抱邦联会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甚至安全，那么背弃邦联就是他们的“光荣责任”。俾斯麦以极其讽刺的笔触写道：“对这些封侯而言，向法国屈服并享受其赐予的‘肉锅’，远比为了所谓德意志的自由而去忍饥挨饿、在行军帐篷中啃黑面包和香肠要轻松得多”。 因此，如果爆发两线受敌的战争，“那些不受我们刺刀控制的亲王们会试图通过宣布中立来拯救自己，如果他们不直接在战场上反对我们的话”。 普鲁士绝不能将自身的国防寄托在邦联这一纸糊的堡垒之上。

《华丽报告》中最重要的是俾斯麦对德意志双元体制的宣判。在分析了所有要紧的外部关系后，俾斯麦将目光收回到普奥关系本身。他重复了之前的断言，即由于维也纳长期以来试图压制普鲁士的政策，“德国显然太小，容不下两国”。俾斯麦写道：“只要我们没有就各自在德国的影响力达成并执行一项光荣的协议，我们双方就将在同一块有争议的土地上耕作，奥地利将仍然是我们可能永久失去或永久获得的唯一国家。” 俾斯麦超越了同时代官僚的短视，运用大历史观审视普奥矛盾。他指出，一千年来，德意志内部的双元对立，自查理五世以来几乎每个世纪，都是通过一场彻底的内战来调节其相互关系的。“在这个世纪，也没有其他手段能将历史发展的时钟拨到正确的时间。” 这段论述表明，在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的整整十年前，俾斯麦就已经做出判断：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为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普鲁士无力也无须去逃避这一点。基于这一预判，俾斯麦得出了报告的核心观点：普鲁士决不能将自我否定进行到为了保护奥地利的完整性而将自身的生存置于危险之中，那将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斗争”。有朝一日，如果法俄同盟真的对奥地利发难，普鲁士绝不能自动成为该联盟的敌人，因为普鲁士可能会“为了奥地利和邦联议会美丽的眼睛”而流血致死，并在胜利或失败中成为奥地利推卸责任的牺牲品。 今天读来，这简直是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命运的预言。

四． 结论

十九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间，俾斯麦从容克乡绅成长为欧洲最重要的外交官之一。本文用了大量篇幅讲述他蛰伏的经历与思想。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历史学家，官方宣传机器，以及流行文化都将俾斯麦视作德意志男子汉气概的代表。这种精神特质正来自他经历。拉丁文中virtus（美德）的词根是vir（男人），本义正是“男子气概”，古罗马人解释它由虔敬和劳动构成。1840年代，退隐乡间的俾斯麦饱受精神空虚与农业危机的双重折磨。挚友玛丽的离世成为了他重拾信仰的契机。路德宗倡导的个人与上帝直接对话的理念让他在动荡的生活中找到了内心的归宿，更塑造了他的政治心理。对俾斯麦而言，宗教没有让他变得软弱，反而赋予了他一层不可摧毁的精神铠甲。超越世俗的使命感洗刷了他追求权力时的道德负罪感，使他能够在日后极其残酷、充满背叛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始终保持奋进的精神和决断力。

现代人很容易低估体力劳动对个人意志和能力的塑造作用。田园牧歌的生活只存在于不事生产的文人墨客的幻想中，真正的农业是艰辛而残酷的。俾斯麦身为地主更是亲力亲为，长时间地骑马巡视、精打细算地查阅账本、克服恶劣天气和病虫害，以及高强度的狩猎。这种与土地、天气和牲畜直接搏斗的生活锤炼了他强健的体魄与坚韧不拔的意志。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农业劳动参与塑造了俾斯麦务实的政治认识论。土地不讲情面，自然规律也绝不会向人类的道德诉求妥协。农夫们知道，面对无常的自然条件，高尚的理念毫无用处。唯有顺应天时、精准计算并及时行动才能生存。对客观现实的敬畏与利用，对快速行动的紧迫感，正是俾斯麦在乡村劳动中领悟的法则。

最后，梅特涅、俾斯麦这些不世出的伟大人物连同他们塑造的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俾斯麦的智慧是稀有的，他的成功更是奇迹。一位和体制格格不入的人物，完全没有从政经验和外交履历，竟然在古板森严的普鲁士官僚体制中脱颖而出。一位几乎得罪了所有宫廷显贵，包括国王，亲王，亲王妃，和自己政治伯乐的刺头竟然赢得了常青的政治生命。然而天才如俾斯麦，幸运如俾斯麦，也没能改变普鲁士王权覆灭，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彻底摧毁的命运。即使做出了正确的预言，他能给予同时代人的也只有最后四十年的和平。这让人不禁思考伟大人物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当然讨论自由意志和历史命定论之间的矛盾完全可作为一篇新的文章的主题。这里只能将其抛出，留作读者的遐想。